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认定,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法院判决中的认定

贿赂犯罪中“利用职务之便”和“利用职务之便”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两所高中”有一些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利用职务’不仅包括利用职务担任监督、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还包括利用其他具有隶属关系和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主管所属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视为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1999年9月16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号文件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掌握、负责或承办某一公共事务的权力及其所创造的便利。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强调“利用职务”与具体“公共事务”的联系，排除了以前对“利用职务”的解释。然而，《刑法》第388条中的"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利用自己的地位或地位"形成了一个交叉点，这使得不可能有效地区分一个人的地位的两个要素。然而，《纪要》中定义的“利用自己的位置”通过列出利用自己的位置的具体形式是可操作的，但是缺乏一般性和全面列举。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利和利益的非法交易。对“利用职务之便”的理解应与受贿罪的这一本质特征相结合，即受贿者所拥有的“职务便利”可以在非法交易中换取利益。因此，受贿者的职务行为必然与受贿者的利益有一定的制约关系，也就是说，它可以制约受贿者的利益。基于对“职务”的广义理解和近年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利用职务”形式的把握不能过于狭窄。作者认为，以下六种情况应包括：

I .利用我的权力来指导、管理和参与某些特定的公共事务。

通常是指使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

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有一定的职权，可以处理或参与管理一定的公共事务，可以接受委托方的委托，做一定的公务行为或不做应该做的公务行为，为委托方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这种工作便利可以细分为三种形式： (1)行政权。也就是说，行为人有资格和权力独立处理事务，并直接做出某些行为。没有他人的配合，行为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实施或不实施自己的公务行为，为委托人谋取利益。例如，县委书记有权调动和任免县内干部(尽管名义上是集体决定)。 (2)处理能力。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但行为人是某一事项的具体代理人，有权建议和实施委托方的某一委托事项。例如，规划局职员虽然无权决定客户申报的施工计划，但负责处理。他的具体意见是领导者决策(赞成或反对)的重要参考。利用这种权力为客户谋取利益的行为者也是在“利用他的地位”。 (3)参与权。这意味着，当一个具体问题需要集体决策时，行动者是参与决策的决策者之一。如果他利用他参与决策的地位为客户谋取利益，他也利用他的权力和范围。

2.滥用权力带来的便利。

通常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法律地位为依据，超越职权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违反法律。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当然不是行为人的合法权力，相反，它可能是一种未经授权甚至禁止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的职务行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向承担具体案件的警官行贿，并要求披露案件调查情况，该警官在接受贿赂后披露了案件的调查进展和证据。法律禁止警官泄露调查秘密，但他的行为仍然是“利用职务之便”。滥用权力之所以被视为“利用职务之便”，是因为行为人滥用权力与法律地位密切相关。 基于法律地位，没有法律地位就不能滥用任何地位。 第二，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其原职务行为有关。例如，该警官泄露了该案件的秘密，并且由于其官方行为而与该警官与该案件的接触有关。如果行为人因职务原因没有接触案件，而是根据道听途说向委托人披露了所谓案件，并接受了委托人的财产，则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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