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与罚主要内容,罪与罚讲的是什么

贪官30年轨迹

像凤凰羽毛和独角兽角一样稀有——稀有之物

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布独家新闻，黑龙江省破获全省最大腐败集团案。自1971年11月起，首犯、原黑龙江省任彬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王守信(女)“利用职权成为当地的‘煤霸’，到处拉关系搞煤”。在购销计划外特批煤的过程中，联营公司贪污挪用的物资折扣合计507702元。

1979年10月20日，50多岁的王守信被松花江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1980年2月8日，量刑会议在人山人海的哈尔滨工人体育馆召开。会后，当时的23级书记员被带到刑场，立即执行死刑。

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并宣布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刑事辩护律师发现，为了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公安机关，保证“两法”的顺利实施，全国各机关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公安法律。24岁的张延生今年从共青团农林局借调到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几年后，已经成为一名优秀法官的张延生，往往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他一开始想不出法官的概念：“当时人们只从外国电影中知道律师这个职业，把它等同于法官，认为法律是惩罚犯罪的，也就是刑法。”

24岁的姜京生也和张延生一起被送上了法庭。在文革后最早的法官印象中，从1979年到1982年，法院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文革期间的大量冤假错案。“当时贪污受贿的案件很少。就算有，犯罪情节和手段也比现在简单多了。很多都是涂改的账目，大头小尾的发票等等。主体往往不一定是许多高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出纳、会计、采购人员以及那些受委托有可能接触公共资金的人。”

蒋京生记忆中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个贪污案，是一个鱼店里的业务员，每天利用砧板上的一条缝切鱼，把零钱藏在缝下，下班后偷偷把钱拿走，获利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这名销售人员被判处5年监禁。”

在此背景下，王守信案被当时媒体誉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

螺旋上升

1985年6月，《法律与生活》杂志报道，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办事处原干部赵锡山在负责归还文革期间没收的物资时，贪污、截留被查抄户财物共计13万余元，因此被判处死刑。这是《贪污“文革”查抄物资的蛀虫》自1984年出版以来首次报道的“罕见而严重的腐败案件”。

“砰”！一声枪响，一具罪恶的尸体倒下了。

丑陋的脸上，隐隐露出狡猾和奸诈。从他弯曲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大贪污犯在死前犯了很多罪。

这是媒体用来形容“十恶不赦”的罪犯的统一语气。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些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和投机倒把的报道开始陆续出现在媒体上。

1986年，中国农业银行盐城市郊区支行盘黄营业所总账会计孙永祥，盘黄乡水铲村塑料瓶盖厂主管包工头袁，内外勾结，通过涂改银行限额结算凭证、开具空券等手段，骗取银行存款193万余元。他们因贪污受贿犯罪、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被判处死刑，成为我国建国以来银行系统最大的腐败案件。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以惩治严重经济犯罪为主要任务，同时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88年，审结贪污案件10万元以上的犯罪分子13人，其中一人达343万元；审结受贿金额10万元以上的犯罪分子12人。

1989年，仅上半年就发生受贿10 ~ 50万元35起，受贿100万元2起，受贿50元100 ~ 500万元2起。

20世纪90年代初，检察系统的一位官员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统计数据显示，提请调查的贪污贿赂案件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59,39,29

90年代初，关志诚“钢铁恶虎”案震惊全国。

1989年6月至1990年2月，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成与首钢北京钢铁公司联合配送办公室运输策划专业人员余某串通，利用职务之便，在与部分企业买卖、运输钢材、销售汽车、煤炭等业务活动中索贿141元。

1991年7月18日，60岁的关志诚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1991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经济犯罪审判庭，由蒋京生担任副庭长，后任庭长。“一方面是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是公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腐败，为个人权力寻租。”在蒋京生的印象中，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新形式、新内容的经济犯罪已经压垮了法院，“甚至蒙受了损失”。

关志诚案是经济犯罪法院蒋京生及其同事办理的第一个项目。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和调查核实，在姜今天看来，关志诚案其实并不复杂，涉案金额也不是当时最大的。更有意义的是，自案件处理以来，“59年现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这些人大多有着光辉的历史，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当他们即将从重要岗位上退休时，就开始养成‘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和‘有权不使其到期’的心理，在退休前赚很多钱。”

与此同时，一种更加离奇的腐败现象出现了。

“权钱交易”、“性贿赂”几乎成了官员腐败的副产品。关志诚贪污受贿的钱有近一半给了身边两个被称为“干女儿”的情妇；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在市开发区培训了一名小学文化发廊“三陪女郎”到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副局长的岗位；随着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前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王腐败案的曝光，“官二代”现象几乎成为贪官污吏落马的共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