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污受贿既遂数额作为犯罪数额

贪污贿赂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

我国刑法采用贪污贿赂的客观处罚模式，对同类犯罪不合并处罚，因此产生了其他一些问题，如以数额作为定罪处罚的主要依据是否合理？如果贪污贿赂案件很多都有既遂、未遂、中止的情况，是否都要累加作为犯罪数额？等等。中国政法大学齐麒麟教授认为，当存在不同的犯罪形态时，——-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犯罪侵犯或者涉及财产的特点，设计了数罪并罚的客观处罚模式。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没收财产.(四)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如果多次腐败没有得到处理，他们将根据腐败的累积数量受到惩罚。”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贪污罪法定刑的轻重主要取决于犯罪数额。这种立法模式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强调客观性，堪称客观模式。从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数罪并罚，不处理的，按照一罪的累计数额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对象化模式：有利有弊

在我国刑法中，这种客观处罚模式不仅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对于其他犯罪，一般以可观察的衡量的客观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如盗窃、诈骗、抢劫、敲诈勒索等。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仅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立法中的具体数额和数量标准，而且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数额和数量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如对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司法解释。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客观模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普遍存在的客观倾向的表现之一。

这种客观模式的优点是定罪量刑以客观可衡量的犯罪数额为依据，定罪量刑标准客观明确，易于操作，可以实现以犯罪数额或其他结果为基础的公平。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客观模式有利于维护全国执法的统一与平衡，限制司法腐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存在评价因素单一、忽视具体案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弊端，在我国刑法限制适用的酌定减轻制度下，有时会导致不合理的判决结果。

权衡利弊，笔者认为对贪污贿赂犯罪采取这种客观模式是合理的。因为贪污罪的职务犯罪与受贿罪等非职务犯罪在实现刑罚目的、公平正义方面有很大区别。从满足个体预防的效果来看，区别对待贪污贿赂犯罪意义不大。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特别是受贿罪的主体，通常是“白领”人群，属于“理性人”的范畴，他们的个体差异和犯罪动机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动机

在我国刑法中，不惩治贪污受贿同罪数的模式也符合我国刑法和司法实践的特点。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宣判前不会有数罪并罚的情况，但是有很多立法案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刑法将多次强奸、贩运妇女和儿童、抢劫和聚众斗殴视为加重处罚情节；刑法第347条对多种毒品犯罪规定了“毒品数量累计计算”。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一直拒绝对几起同类犯罪实行合并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的众多司法解释不断确认了这一点。在国外司法实践中，同样数量的犯罪和不同种类的犯罪一起受到惩罚。

中国学者对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合法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原因是：

1.效果通常对违法者不利。因为在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情况下，几个只能单独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可能会因为一罪累计刑而导致犯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违反数罪并罚原则。加重限制的思想是为了防止刑罚因犯罪数量大而升级、质变。也就是说，数罪并罚的有期徒刑之后，仍然只是有期徒刑，而不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因为罪数多。

3.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因为发现时间不同而被区别对待。比如行为人贪污20万元两次，如果两次犯罪都是在宣判前发现的，总共40万元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相反，如果在宣判前发现一罪，可能只判有期徒刑，如果在执行刑罚时发现另一罪挪用20万元，也判有期徒刑，最后实际上只判有期徒刑。同理，会造成不同种类的犯罪与非同一种类的犯罪之间的失衡。

这种司法习惯的好处是比较简单。另外，如果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其好处是有利于做出符合犯罪人人格的评价，提升数罪并罚，严惩多次犯同一罪的犯罪人。

应基于实现的数量

犯罪的数量

在司法操作上，我国刑法惩治贿赂腐败犯罪的模式有时会让一些人产生一些疑虑。如果有的贪污受贿行为既遂，有的未遂，有的是犯罪预备或缓刑，累计数额是否按最轻情节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首先，贪污罪的未遂、预备、中止所涉及的数额不能作为刑罚数额。因为犯罪未完成时很难证明确切数额。所以，把这样的目标数额作为定罪处罚的基本依据是不合适的。在已经有一个(或一个)贪污罪既遂且有确切数额的情况下，以既遂数额为基本依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