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的胚胎性原因及其预防

[摘要]贪污贿赂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现象。普遍现象必然有普遍原因，不能用偶然或局部因素来解释。贪污贿赂最常见的原因是公权力在自私思想的支配下谋取私利，公权力、自私和私利的结合是任何贪污贿赂的共同原因。其他原因是二级的本质。预防贪污贿赂，必须从这个基本原因出发，提出预防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方法，就是要从内外两方面阻止当权者自私意识的滋长。遏制自私意识，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贿赂现象。

[关键词]贪污贿赂基本成因

遏制贪污贿赂，加强廉政建设，必须深刻认识贪污贿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预防这种行为的对策，有效地做好预防工作。

第一，贪污贿赂的普遍性

在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贪污受贿一直存在，从未消失。

早在原始社会，贪污受贿就已经出现了。霍，当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原始法研究权威。贝尔在他的书《初民的法律》中描述了一种原始社会的腐败。Anjakok是加拿大中部和格陵兰西部的爱斯基摩巫师的名字。爱斯基摩人认为在公众集会上忏悔可以净化灵魂，巫师有权主持公开忏悔。在主持告白活动中，一些Angakok也滥用职权。一个喜欢一个已婚女人却不敢和丈夫打架的男人，会“贿赂”巫师，让他编造自己结婚的依据，以引起诸神的反感。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这种地位特殊的人，是可以靠权利卖“钱”的。在西亚斯卡大陆，“他真的命令他周围的人从他们那里收集财富。” (1)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史料，但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在陕西省华县袁俊寺发现的遗址中，女性的陪葬品略多于男性。因为在母系社会，女性是有亲权的，所以尽管当时物质匮乏，但是有亲权的女性利用职权，占有更多的财富。在男权社会，利用权力占有财富的现象更加明显。在江苏郫县大汶口和勾践(河北邯郸)的父系氏族公社的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墓葬没有随葬品，但少数墓葬有精美的骨制品和其他装饰品。例如，郫县刘玲的一个墓群中心，有两个人被埋在同一轴线上，死者用双手抓住带骨角柄的钩子。他的脚边埋着狗，还有不少陪葬品。这种现象说明死者是一个拥有军权和财富的人，很可能是两个氏族的首领。 (2)有权力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破坏了原始社会的公平原则。这不是贪污受贿的表现吗？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贪污贿赂现象更加普遍，完全腐败。电力已经完全私有化了。“在18世纪之前，统治者以私人身份做的事情和他在公职中做的事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此前，英国被视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这就是国家私有制的理论。所有公职都由君主作为礼物出售、给予或处置。”培根于1618年成为法官。他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不公平的判决，比很多不公平的行为还要糟糕。因为这些不公平的行为只会弄脏水流，不公平的判决会毁掉水源。”然而，正是这个知识渊博的人充分理解了正义的重要性。当了三年法官后，他被指控腐败并接受诉讼当事人的贿赂。 (3)中国古代皇帝宣称“天下之下，岂是王者之土？”领导土地的王晨是最大的腐败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人民的财富，过着颓废的生活。上上下下，各级官员都在竭尽全力腐败。一部封建史就是一部腐败史。王亚南说：“历史学家常说，中国24年的历史是一部相互切割的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一部腐败的历史。” (4)官员的职级很少，贪官却比比皆是。“天下衙门朝南，没钱进不来”，“三年清知府，十年雪银”就是典型的写照。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天”塌，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小沈阳的仕途和生活告一段落。正月初五，小沈阳被非法演奏。正月初八，嘉庆发布敕令，免去小沈阳职务，接受调查。 第一个月的第十七天，突袭名单公布了，然后小沈阳自杀了。通过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小沈阳共收缴“近十亿两银子”，相当于清政府过去20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腐败。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虽然统治者提倡民主法治，但贪污贿赂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乌干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曾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所有官员都是腐败的。他说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否认自己腐败。请上前。结果没有一个参与者站出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长达20多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共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造成国家损失1000多亿美元。当时，国家财政支出仅为每年31亿美元。据一些专家介绍，在马科斯执政的最后几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被各级政府官员贪污。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美国学者约翰。巴克斯特和苏珊。韦尔奇曾发出一份关于美国腐败的问卷，基本上概括了美国腐败的类型和特点：

一位总统候选人，承诺用大使的职位换取竞选捐款：

(2)一名国会议员利用他的旧资格为其选区的一家公司获得武器合同；

(3)国会议员将公款用于私人旅游；

(4)国防部长，在一家公司拥有价值5万美元的股份，国防部长与该公司有百万美元的合同(国防股份)；

(五)公职人员施加影响，使其亲友之一被法学院录取的；

(6)市长家的私人车道是市政当局铺的；

(7)一名州议员和公共道路委员会主席批准购买一块土地(她最近获得的土地)；

(9)在一家公司拥有5万美元的法官参与与该公司有关的案件；

(9)立法者接受了大量竞选捐款，作为对其在立法议案中“正确投票”的奖励；

(10)一位在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拥有大量股份的国会议员，努力维持对石油损失的补贴。克拉重罪犯曾把腐败视为美国的一个特征。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个文化源于西欧启蒙思想的国家，“即使在今天，腐败仍然普遍存在。”约翰彼得斯和苏珊韦尔奇抱怨说，“尽管腐败总是存在于叛徒的政治生活中”，“美国政治分析家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日本，有许多腐败和丑闻。战后自由民主党执政的近40年间，全国关注的重大腐败案件有40多起，全部涉及自由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历任总理(总统)大多涉嫌贪污受贿逃税。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发生了“海岸线丑闻”。海岸线以首相的权力与垄断公司勾结，从日本战后对一些亚洲国家的赔款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将“金钱等于权力”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的政府中几乎所有国会议员都收到了财团的金钱礼物。作为总理，他践踏法律，参与实施全天航空公司购买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三星”飞机的指挥权。后来，该公司行贿5亿日元。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了。虽然这个美丽的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制度，但它也未能根除腐败和贿赂。苏联共产党下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党内严重的腐败。“8.19”事件前，CPSU各级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僚特权阶层和腐败分子的控制。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许多地方消失了。CPSU的领导层表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公务员”则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武断决定。他们从专营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送孩子去西方留学；把国企变成私企；利用高通货膨胀率，通过获取和挪用巨额贷款牟利，甚至依靠扣发、缓发职工工资做生意；通过银行破产挪用客户资金.俄罗斯新闻媒体直截了当地指出，俄罗斯暴发户中有61%依靠将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过去，十分之九的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弗兰克，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的工作组组长。奇福德说：“(前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了问卷调查。受访者认为只有4%的CPSU人还能代表工人，7%的全民，11%的党员，85%的人认为CPSU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代表机关的工作人员。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甚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对CPSU的崩溃冷眼旁观并不奇怪，甚至出现在对立的阵营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CPSU的腐败和党群关系的瓦解导致了CPSU下台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在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贪污贿赂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预言：“可能会有一些从未被敌人用枪征服过的共产党员。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称号；但是他们受不了人家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输掉这场战斗。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果然，毛泽东在建国前所担心的

党中央决定开展反腐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贿赂、反偷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月9日，当时主管“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中央、华北、京津初期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查出腐败分子1670余人；其中，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影响最大。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更加严重。1982年4月10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他说：“现在是什么情况？自从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仅仅一两年就腐蚀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参与经济犯罪的人数不小，但也不少。犯罪的严重情况，是无法和过去的“三恶”、“五恶”相比的。当时贪污一千多块钱是个“小老虎”。一万多块钱是“大老虎”，现在抓起来往往是大“老虎”。风刮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认真注意，不坚决制止这种趋势，那么我们党和国家就真的有变脸的问题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侧重于打击和预防。虽然反腐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腐败和贿赂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令人震惊的案件，让我们不得不看到，反腐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