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构成

    论文提要

    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务中应当遵循何种处理原则，争议很大，引起立法者和社会的广乏关注，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判例。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对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作出系统的规范，为处理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认真研读和切实贯彻。

    机动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违法、违规事故，给双方当事人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损失。为规范机动车侵权责任，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以专章详尽地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并将各种侵权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特别是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明确界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了此前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混乱状态。本文从一起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的案例出发，在分析有关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租机动车使用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愿与同行商榷。

    一、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案例及问题提出

    （一）案例

    2007年5月7日 一辆微型客车，因驾车车速过快，为避让行人，车辆往左越过道路中线行驶，导致微型客车的左前轮与行人发生碰撞，造成韦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陆某负全部责任。经查，该车是周某租赁给兰某营运的，签有租赁协议，每月租金1300元，而陆某是兰某雇佣来驾驶该车从事营运。事故发生后不久，兰某因故死亡。2007年10月30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陆某、兰某、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年经一审第22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某负连带赔偿责任。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在另案处理的刑事案件中，陆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8年4月29日，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同年经重审，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已将该车辆交付给兰某使用，兰某在租赁期间已实际使用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并享受了对车辆使用的利益。同时，周某已丧失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防范和控制，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原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再次重审的第2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作为出租人，兰某作为承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第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车主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的责任问题，经查，周某与兰某于2005年5月1日签订《车辆承包协议书》，双方商定由兰某每月向周某交承包租金1300元，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出租人周某和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为“即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关于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据，判决出租人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经查，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是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而周某和兰某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书》并非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原判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周某与陆某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问题提出

    从本案的审判过程及结果看，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判决结果。就一审法院看，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支配说”的理论。即谁对车辆的运行有支配权和控制权，就由谁对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周某没有实际控制车辆，且不存在过错，因而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利益归属说”的理论。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利益，谁就对车辆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出租人周某与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由于二审为终审，因此从最终结果看，显然采用了“运行利益归属说”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认真分析本案及其背后的法律关系，显然二审的认知和判决是值得商榷的。

    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责任认定分析

    （一）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周某与兰某的机动车租赁关系。为了营运，兰某通过与周某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周某所有的机动车的实际使用者，并雇请陆某驾驶客车营运。因此，周某是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承担着以下义务：一是交付租赁物（即小客车）并保证承租人正常使用、收益的义务。如果租赁物（即小客车）具有使承租人不能为正常使用、收益的瑕疵，出租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也应保持租赁物的这种适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二是维修租赁物的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出租人对租赁物有维修的义务。出租人的该项义务实际上是出租人保持租赁物使其合于使用、收益状态义务的延伸。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间内维修。[①]

    在这种出租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根据上述所列出租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范围看，其只有在租赁物（小客车）存在瑕疵导致责任事故的发生，才承担责任。这一点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而如果是由于承租人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属于由使用人的行为造成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第三方的责任，那么，侵权责任应该由承租人承担。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二审审判时，以“即在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为由，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责任认定是值得商榷的。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机动车在使用中造成他人损害，其使用人与他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看，陆某是交通事故直接责任者，与导致韦某死亡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本案中的陆某是承租人（也可称为广义的使用者）雇佣的驾驶员，因此本案还涉及连带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如何认定其中的连带责任呢？这就要看他们之间形成的侵权损害状况及其因果关系。因为，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下，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成立要件意义上的损害是直接损害，它直接参与同过错、因果关系（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的组合，间接损害则是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下，被交付给因果关系去处理，也即间接损害是否应该获赔，应视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远近而定。就本案而言，周某与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其因果关系，因此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值得商榷。

    （三）机动车营运中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双方的约定，一方按照另一方的意思于一定或者不定期限内为对方提供劳务，对方给付报酬的关系。雇佣关系存在与否，要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双方有无雇佣合同；二是受雇人有无报酬；三是受雇人有无提供劳务；四是受雇人是否受雇佣人监督。[②]从法律意义上讲，双方一旦建立了具有上述要件的劳动关系，就成为雇主或雇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有关法律规范的主体，双方就可能成为用工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主体。为了体现利益与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原则，法律规定雇主要为雇员与履行职务有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中兰某与陆某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他们之间显然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涉及的责任认定范围。因此，本案判决由雇主兰某承担雇主责任，由雇员陆某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双方之间所具有的雇佣法律关系确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三、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的责任认定

    （一）租赁关系不是处理本案的依据

    任何法律责任都有一种法律关系来支撑，而不同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责任配置，正确认定法律关系性质，决定责任成立的正当性。就本案而言，涉及的是租赁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与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案经法院查明这一租赁关系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不应该成为侵权责任之诉由。因此，原告在主张侵权损害关系上的诉由的同时，也对第三人主张租赁关系上的诉由，要求第三人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在诉讼上是混乱的。因为：其一，基于租赁合同之诉的对方只能是合同关系的对方，不应包括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其二，原告对被告及对第三人提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不是同种类的诉讼请求，不属普通共同诉讼可以合并审理的范围。其三，既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就意味着其与被告应是相同的诉讼地位，属于共同侵权才居于共同被告的地位。这一点《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有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本案中周某并无基于过错而构成侵权的事实。因为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基于雇员陆某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租赁合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周某在本案中也并无过错，因此，判决由租赁关系的出租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承担之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上，法律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就周某一案而言，适应的应该是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其一，通常而言，法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确定侵权责任，主要是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中才考虑加害人是否有过错或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管有无过错。所以，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所解决的都是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是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而言，只有侵权人存在过错并导致损害，才构成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本案的判决没有认定周某有过错，因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二，本案有没有涉及法律规定的无过错承担责任问题呢？虽然《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没有法律做过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曾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还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③]这两个司法解释尽管不是专门针对机动车出租形式的侵权责任问题，但是其法理精神是十分明确，即机动车一旦脱离了其所有人由他人使用，使用人的行为造成致人损害，不再是机动车本身造成，而是由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否认了属于这一类型的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责任问题。所以，周某一案中，周某在租赁机动车时，没有涉及故意隐瞒车辆本身存在瑕疵的过错，损害事实发生是由于机动车使用人行为明显而导致，周某不应承担相关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应成为处理本案的依据

    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也人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第15页。这一规定采用过错原则和补偿原则。也就是说，该法条有两层含义，一是使用人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由使用人承担过错责任；所有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指的相应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周某一案的发生虽然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实施之前，但二审判决是2010年9月17日，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实施之后。根据审判规则，法律公布后即便没有生效实施也应当参照其原则判决。二审判决仍然依照其惯例来判决是缺乏依据的。同时，在现代社会，法官不得以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也不得以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援引法律条文。凡是不援引法律规定的裁判均为恣意裁判，而完全违背法律规定所作出的裁判则为枉法裁判，无论是枉法的裁判还是恣意的裁判均为不合法裁判。[⑤]本案二审判决并未引用法律规定，显然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

    （四）连带责任承担人的死亡不应成为侵权责任认定的例外

    周某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雇主兰某死亡的特殊情况。而在雇主因故死亡无法追究连带责任时如何认定责任。在我国台湾地区就有一种判决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说法律上找不到明确规定为连带责任的，但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使受害人能够获得充分赔偿，就要让非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做法因为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为连带责任，而是法院基于实践需要使之承担连带责任，给它创设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就叫做不真正连带责任。但是，在我国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是真正的连带责任，即法律明确规定的连带责任，因此没有所谓不真正连带责任。[⑥]因此，显然不能以此为由而判决由周某承担责任。涉及此类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济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⑦]也就是说一旦不能确定或难以确定责任承担者时，可以通过社会救助机构进行补偿。因此，如果遇到机动车逃逸或者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依据本条，判决由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就周某一案而言，如果法院查明雇主兰某的遗产不足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依照全额赔偿的原则，可判决引入国家救济机制实现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广西宜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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