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人收养的子女能否继承生母遗产？

案情介绍

原告：严某，女，34岁，工人。被告：姚甲，47岁，工人。

原告严某的生母许甲与被告姚甲的生母许乙是同胞姐妹。1972年，原告生父病故，家庭经济困难，兄弟姐妹又多，而许乙仅有1个儿子，想领养1个女儿，便托胞弟说合，要求姐姐许甲将4岁的小女儿严某送给她作女儿，但许乙的丈夫姚甲明确表示不赞成。可当许乙将严某领至家中后，姚亮也未公开反对，但他在替严某申报户口时，将严与他的关系填为姨外甥女，现仍沿用严某旧名，以示保留。以后，姚甲在单位填写履历表时，虽将严某填写在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栏内，但称谓仍仍是姨外甥女。严某进入姚家后，由姚甲夫妇共同抚养，称许乙为“妈妈”，称姚甲为“寄爹”(即干爹之意)，称生母为“大姨妈”。1981年，姚甲病逝，严某由许乙继续扶养。1993年严某参加工作后，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以生父成份作为家庭成份，并在家庭成员栏中将许乙填写为姨母，但实际上始终与许乙共同生活在一起，对许乙尽了赡养扶助的义务，并仍称呼许乙为“妈妈”。1997年，许乙病故，严又以女儿身份与被告一起料理了丧葬。而许甲自将女儿严某送给妹妹扶养后，再未把她视为自己的女儿，在填写表格时，从未把严某列为家庭成员，双方既无经济上的联系，也无生活上的照顾，实际上消除了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001年，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发还姚甲名下的物款近9万元，均为被告姚甲领取。为此，严某以自己是被继承人养女，要求与姚甲共同继承遗产。而姚甲则否认原告是其父母养女，认为她无权继承，为此，双方诉讼于人民法院。

案情分析

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确认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的案例，不能简单认为原告是两被继承人养女，或不是两被继承人养女，从原告与姚甲的关系看，不仅姚在妻子要求收养原告时，就明确表示不赞成，而且他未承认他与严某为养父女关系;严某也只称他为“寄爹”。可见，在他们之间既无收养的合意，也未以养父女关系相称。虽然姚甲承担了严某的生活费用，但这只是出于对妻子的让步和亲友间的情谊所作的帮助，不能据此就断定他们已建立了养父女关系。

至于原告与许乙的关系则不同。首先，许乙收养严某为养女，通过至亲从中说合，得到严某生母同意，养母的收养与生母的送养意愿是清楚的;第二，严某至姚家后，与许乙以母女相称，绝大多数亲戚和邻居也都公认这一事实。至于“文革”中一度变化了称呼及所填表格的称谓，应视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并没有改变原告以养女身份与许乙共同生活的事实;第三，20多年来，严某与许乙共同生活，许对严尽了抚养教育的责任，严对许尽了赡养扶助的义务，母女之间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建立。而严与生母则完全消除了权利义务关系。因些，应认定许乙与严某之间形成了收养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收养的子女，另一方始终不同意的，只承认与收养一方的收养关系有效”。根据这一规定，应确认原告严某以养女身份有继承权。

这一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11号《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2条“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应按收养法实施前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亦应确认原告严某与许乙之间存在养母女关系，从而确认严某对养母许乙的遗产有继承权。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严某由许乙收为养女，是与严的生母合意而成立的。许乙的丈夫姚亮虽在当时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在以后长期共同生活中，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判决原、被告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均有继承权，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严某自幼由姚甲夫妇抚养长大直至工作，但从姚甲生前所写的材料和户口册记载，均称为姨外甥女，姓名始终沿用本名。严某参加工作后，自己所写的材料也明确是两被继承人的外甥女，故认为认定严某与姚甲夫妇生前长期共同生活，严某对他们尽过一定义务，应从姚甲夫妇的遗产中给予适当照顾。据此，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从姚甲夫妇遗产中适当分给严某部分遗产，其余归姚甲继承。

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11号《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2条“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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