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让渡政府服务管理职能 引入社会组织参与

    3月12日,安徽省淮南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十分欣喜地给《法制日报》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他们成功通过法律援助艰难化解安徽与上海间一起跨省矛盾的经过。这名在上海打工的淮南市农民工从建筑工地上摔下致伤,因赔偿问题将包工头告上了法庭,淮南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远赴上海为这名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经过反复多方协调,今天,这起纠纷调解成功。

   “对百姓来说,平安是比幸福更朴实的愿望；对于社会来说,和谐稳定是最核心的民生之一。而影响和谐稳定的基本元素就是矛盾纠纷。”连日来,一些人大代表就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创新化解形式等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源头治理要做到星火难“燎原”

   “我说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被称为“最美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说的故事是:她的一个小姐妹,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辞职的时候因工资问题与老板产生口角。结果老板打了她两拳,双方矛盾不断激化。这位仅仅19岁的女孩子承受不了精神打击,患上精神病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刘丽认为,本来是个小事情,如果在发生纠纷时就能得到有力的调解,这个悲剧可以避免。

    “小火刚着的时候不想办法灭,火会越烧越大。”刘丽说,矛盾纠纷也是这样,还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不想办法化解,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代表说,要创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改变调解与矛盾的发展不对称、不同步的状况,立足事前防范,着重源头化解,改重管理为重治理。

   “应当提高在信息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郑杰说,当今是信息化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需要信息化这个“利器”。

    郑杰认为,社会管理的重心是基层一线。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分散的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信息的开放和共享机制,让各类信息通过网格化管理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且,通过信息化手段能够提升社会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积极主动开展隐患排查化解工作

   “矛盾纠纷化解的效果越好、越彻底,非正常上访的量就会下降。”一些人大代表认为,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十分必要,有助于规范信访秩序。但是,从根本上改善非正常上访状况,根子还在社会矛盾化解,只有矛盾纠纷化解终结了,才能对信访造成断流。

    全国人大代表郑晓燕说,执行难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一些原因是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是有当事人不理解,不断上访。自近年来开展清理执行积案以来,执行方面的信访大为减少,这说明信访的根本在于存不存在矛盾。

    很多人大代表认为,征地拆迁、重大工程建设、涉法涉诉等问题依然是诱发矛盾的重点领域,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开展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工作。

    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同时,一些人大代表认为,执法部门、司法机关要深入基层,在社区乡村设立工作平台,主动化解矛盾。

    安徽省团省委书记李红代表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在增强群众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意识同时,更有效地增强群众守法意识。

    引入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

    “应当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耿学梅代表建议,在行业商会、协会中设立调解员。

    耿学梅认为,近年来尝试推行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已经产生很好效果,调解的公信力提高,群众认可度增强。但是这类调解组织面太窄,借助行业商会、协会建立调解组织,可以更广泛地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

    一些人大代表认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涉及拆迁、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矛盾会增多,化解矛盾的方法和技能需要进一步细分,专业的调解人员能够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成功效果,这一空缺可引入社会组织加以补充。

    全国人大代表杨桂生说,截至去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数达49.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民办非企业22.1万个,基金会2961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必将让渡出来一些服务管理职能,大量的社会组织必将承担部分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带。

    杨桂生建议,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和财政资金扶持的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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