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院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推定存在性骚扰并判令行为人赔偿

　　性骚扰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案件中的证据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一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判决张某向女职工王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某系某酒店厨师长，王某系该酒店后厨员工。王某诉称，自2019年6月以来，张某在工作期间长期实施摸手、摸胸、摸屁股、搂肩膀等骚扰行为，造成其焦虑、抑郁等严重后果，请求判决张某赔偿其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张某否认其对王某实施过性骚扰行为。

　　法院查明，2020年9月17日上午9时许，王某去张某办公室拿厨师帽。次日，王某以在张某办公室遭受性骚扰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对双方作了询问笔录，张某在派出所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认真反省，决不做影响公司形象和员工身心健康的事情，决不通过语言、肢体骚扰他人，除工作之外决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触。法院查阅派出所询问笔录，载有下列内容：酒店员工李某甲评价张某“就是平时聊天爱说黄段子”，酒店员工李某乙评价张某“爱开玩笑，有时候开玩笑开的有点重”。庭审中张某自述“人多时我可能说过黄段子”。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王某主张，张某在工作过程中对其进行性骚扰，并报警说明情况，在派出所调查中，张某出具保证书，表示自己会认真反省，保证“决不通过语言、肢体骚扰他人，除工作之外决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触”，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其他酒店员工反映了张某的日常情况，综合以上证据，王某关于曾受张某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推定张某的行为侵犯了王某的人格尊严，并据此酌定其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有人认为，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后未认定性骚扰行为，法院就不会认定存在性骚扰行为，这种观点系对不同性质案件的证明标准认识不清。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如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要求定罪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后，认为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的，即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不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

　　性骚扰案件的特点是，行为通常发生在有特定关系的熟人之间，发生在封闭、隐秘的空间，发生在短暂时间内，骚扰行为可能只是一句话或者一瞬间的身体碰触，证据保存和固定比较困难，受害人往往因为举证不足而难以实现对加害人的惩戒。在法院办理的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果案件先期经过了公安机关处理并认定实施了性骚扰行为，法院一般会依据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认定性骚扰的事实。如果没有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法院会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衡量，综合原告的反抗行为、举报行为、精神状况的前后变化和被告日常行为表现、初次接受调查时的原始陈述等，结合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认定，必要时可依职权补充调查取证，尽可能做到不枉不纵。

　　本案中，法官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考虑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对事实作出了认定。张某作为所在单位的厨师长，具有一定的管理地位，应充分尊重女员工的人格尊严和内心感受，规范自己的言行，营造文明健康的工作环境。另需提示的是，即使侵权人因性骚扰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被侵权人仍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性骚扰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